1952年6月，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调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（五次战役之后，彭德怀司令员回国主持军委工作）回国主持筹建军事工程学院（即“哈军工”），陈赓担任首任院长，他上任之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教师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军工便汇聚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。
陈赓多次要求军工各部门对知识分子以诚相待，不能把他们当外人。他自己从来都不以领导自居，和知识分子平等相处，推心置腹，亲如手足。陈赓在军工从来不请客，就是彭德怀来视察，也和大家一起在小食堂吃饭。他只请老教师。在北京筹建处时，只要有南方来的教授赴军工报到途经北京的，陈赓都要请他们吃饭，一边拉家常，一边询问有什么困难。在军工时只要有新来的教授到哈尔滨，他都要去看望。
1957年反右时，陈赓提出：军工的专家教授在政治上是好的，是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的，由于思想认识跟不上而发表错误言论的，能不划右派的就不划。
军工有一大批经过长征和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资格很老。他们中不少人对知识分子看不惯，有人一提起老教授，就想到资产阶级。军工是绝密单位，有的一座大楼里出入证就有好几等，而这些老教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有不少是从国外回来的，有的人甚至当过国民党的将校军官，在当时的条件下“政审”怎么也不合格。看到军工对知识分子关怀、重用，很多人一下子成了自己的领导，不少老干部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，有的干部思想情绪很大，有的人还闹着要回部队，回朝鲜前线。陈赓就不厌其烦地做他们的工作，给他们讲道理，要他们主动跟知识分子搞好团结。他还专门要政治部请省京剧团来院演出“将相和”。
陈赓对老干部说：“你戴过八角帽，他戴过四角帽（指博士帽）；我们既要承认两万五，也要承认十年寒窗苦；你是老资格，他在科学技术上奋斗了几十年，也是老资格”。“老资格光荣，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就更光荣。”他把“四角帽”和“八角帽”，把“两万五”和“十年寒窗苦”相提并论，使许多人都感到吃惊。但陈赓坚定地说：“要办好军事工程学院，首先要依靠老教师，不能光靠两万五。”
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老干部们发难的“重磅炮弹”，陈赓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老教师们有些海外关系是免不了的，不必大惊小怪。”一次，保卫部门向陈赓反映，一位教师留在学院工作不合适，因为“她哥哥在台湾，是国民党的要员”。陈赓说：“你只看到她有一个哥哥在台湾，是个国民党的要员，可你知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哥哥是我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？她没有跟国民党的哥哥跑到台湾去，却跟共产党的哥哥留在大陆，这不正好说明她的进步吗？”在谈到社会关系家庭成分问题时，陈赓说：“要说社会关系复杂，谁有我复杂？东征讨伐陈炯明时，我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参谋，冒着炮火把他背出重围，救了他的命。有人批评我，说我不该救他，好像我犯了个大错误似的，我不承认！我当初要知道蒋介石后来叛变革命，早把他丢掉了。问题不在于和蒋介石有没有关系，而要看是什么关系，怎么对待这种关系，不能把过去的社会关系当成包袱。谁也不能因为我救过蒋介石就不让我革命。再说成分吧，我家就是大地主。1927年制造‘马日事变’的许克祥出身是很苦的，他家离我家只有几里路。他父亲许七在乡里走街串巷谋生，每年冬夏两季都要到我家里来干活。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，我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成了共产党员，他这个穷苦家庭出身的人却成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！关键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路，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。”
正是因为对知识分子以诚相待，充分尊重，陈赓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，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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